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星海情報局（ID：junwu2333），作者：曾航，微新創想經授權轉載。

1961年的某一天，韓國首爾，一位一身戎裝的韓國上校軍官突然敲開了LG集團創始人具仁會的大門，令對方緊張不已。這位韓國首爾大學畢業的高才生會長當時已經是韓國最有錢的商人，他推出的Lucky牌洗衣粉、牙膏、洗發水在韓國家喻戶曉，也見識過各種大場面，但是仍然被不速之客嚇出一身冷汗。

在此之前不久的5月16日凌晨，樸正熙將軍率領3600名士兵成功在首爾發動武裝政變。這位強勢的軍事獨裁者在12天之后開始對韓國最有錢的一批商人動手。

樸正熙

1961年5月28日開始，大批韓國商人開始被冠以“控制投機倒把的特別措施”關押，其中包括LG集團創始人具仁會在內的十幾個韓國最有錢的商人。

他們被樸正熙政權冠以“自由貴族”的稱號，意思是他們是依托前任李承晚政權的恩惠發展壯大，但是卻沒有給韓國做出多大實際貢獻的資本家。

這些企業家被關押在日據時期修建的臭名昭著的西大門刑務所，里面有包括電擊、拔指甲等酷刑設施，所有被關押起來的企業家無不毛骨悚然。

這些韓國商人被迫簽署了協議，這些協議寫道：“當政府需要我的財產開展國家建設時，我愿意全部捐獻出去。”不久之后，這些企業家被釋放。

但事情并沒有結束。這位樸正熙手下的上校找到具仁會，希望他能在韓國政府的擔保下籌集外國貸款，引進國外轉讓的電纜技術，在韓國建立一家電纜工廠。久經商場的具仁會沒有中招，他此時一心想的是自己賴以起家的化妝品和化學等業務。他想辦法向上校推脫，說自己不熟悉電纜業務。

“我原本打算讓你一個星期之內辦完，但現在作為特殊照顧，給你兩個星期時間。”上校用不容置疑的語氣向具仁會說道。

不久之后，被逼無奈的具仁會只好想方設法籌集了資金，從德國引進了電纜技術。這一信號迅速被其他精明的韓國商人，如搞外貿起家的三星公司的李秉喆，搞建筑起家的現代集團的創始人鄭周永所領會。

這些韓國資本家很快明白其中的利害，軟弱的一面既而暴露出來，只要發現有錢賺，就迅速屈服于樸正熙的指令。李秉喆開始設立生產彩色電視機和電冰箱的工廠，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三星電子。鄭周永開始在蔚山建設規模龐大的汽車組裝工廠，這就是日后聞名世界的韓國現代汽車的前身。隨后韓國舉全國之力支持這少數幾家大企業進入政府想要重點發展的產業。

這些當初被迫走上制造業道路的韓國巨無霸企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高科技產業的代表。現在，三星電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智能手機、半導體芯片和液晶面板生產商，現代汽車是年產銷量曾超過500多萬輛的世界知名汽車公司。而具仁會留下的LG集團，現在生產著全世界最好的液晶面板，包括蘋果的iPhone和iPad在內的全球最頂尖的科技產品，都在使用LG生產的屏幕。

在韓國，這些巨無霸企業被稱作“財閥”，三星、現代、LG、SK、韓進、樂天等前30大財閥所控制的產業占據韓國企業年銷售額的近四成，它們的資產占韓國GDP的95%。

和在拉美地區各個國家、中國香港地區所成長起來的大多從事本地壟斷產業，如電信、房地產、商貿、金融等領域的財閥不同，韓國財閥一開始就具有出口導向的意識，具有很強的全球競爭力。它們對于韓國發展國產替代和高科技產業的作用舉足輕重。

在所有的后發國家進軍高科技產業，以及國產替代取得成功的案例中，韓國應該說是最值得中國研究的一個。近些年來，全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少之又少，但這些國家都成功實現了產業升級換代，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跨越到附加值相對較高的高科技產業。

而韓國被認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典范。1994年，韓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然后用了大約12年的時間，即在2006年突破2萬美元；再經過約11年的時間，即在2017年突破了3萬美元。韓國在世界芯片、消費電子、液晶面板、造船、汽車、化工等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產業中都具有相當的競爭力。韓國作為起步較晚的后發國家，其科技產業“彎道超車”的成功經驗，應該說是非常值得中國借鑒的。而韓國式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強烈社會負面效果，也同樣值得中國人警惕。

韓國財閥們的主導作用

韓國的汽車、電子、半導體等產業曾長期在世界上缺乏競爭力。以汽車產業為例，韓國的汽車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長期缺乏競爭力，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韓國產的汽車不管是質量，還是價格、品牌，都拼不過它的鄰居——日本。

為此，韓國政府采取了許多非常規手段扶持這些大財團，比如給這些財團一些特許經營權。

1975年開始，韓國從日本引入了有利于貿易出口的綜合商社制度。綜合商社具有信息靈敏、市場開拓能力強、海外融資渠道廣等諸多優勢，在海外廣泛設立商品推銷機構，使商品直接進入出口國的流通領域。

綜合商社是始于日本的一種特殊公司經營體系，其典型代表有三井、住友、三菱、伊藤忠等幾大財團，其經營范圍從便利店到銀行，到軍火制造，到汽車，無所不包。

一家綜合商社旗下常常有上千家子公司。這種模式在開展海外貿易的時候有比較強的優勢，比如三井財團被描述為在海外有40萬人從事貿易情報網絡工作。例如在開展與鋼鐵相關的貿易時，三井財團下面不僅有自己的鋼鐵廠，還在澳大利亞和巴西入股和收購了大量鐵礦石礦山企業，同時三井財團旗下的商船隊也控制著世界上相當一部分鐵礦石的運輸。

其海外競爭對手在與其展開競爭的時候往往非常痛苦，因為三井可能既是客戶，又是競爭對手，它的情報和資源遠超其他單一經營企業。

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公布了一系列組建綜合商社的法規、法令。韓國政府規定，只有當外貿公司達到韓國商工部頒布的綜合商社標準時，才能取得綜合商社資格，享受政府政策支持。

取得綜合商社資格的公司，可獲得大量政策扶持。大致包括：貿易優先權，經營范圍放開；優先獲得貸款，當時韓國的普遍貸款利率是18%，綜合商社只有10%；對綜合商社代理其他中小企業的進出口貿易實施稅收優惠政策；更松的外匯管制，可以持有更多外匯，可以在海外貸款……這些扶持政策一直持續到80年代。

這些綜合商社往往能享有遠超中小企業的特殊政策。例如現代集團壟斷了韓國海上鋼結構銷售，同時韓國政府要求韓國進口石油只能用現代集團生產的船來運輸。

韓國現代通過造船業務所帶來的巨額利潤投資汽車產業。一直到1991年，也就是現代涉足汽車產業24年后，才生產出其首個內部獨立設計的動力總成——Alpha型發動機，其艱辛可想而知，但是韓國挺過來了。

此后，現代汽車收購了起亞汽車。到2010年，現代-起亞集團在全球一共售出了570萬輛汽車，超過美國福特汽車公司，成為全球第四大汽車生產商。可以說，對于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汽車產業，韓國人從20世紀60年代起步，經過40多年的長期堅持才取得了成功。

出口車輛在韓國平澤港等待裝運

與此類似的還有三星在芯片產業上取得的成功。三星電子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的產品是彩色電視機、電冰箱等家電，是一家在全世界只能排到二三流的家電企業。

然后從80年代開始，三星開始投巨資進入半導體產業。三星的半導體業務從收購韓國半導體公司起家，以自主研發為基礎，具有較好的研發基因。

當時的三星電子掌門人李健熙力排眾議，主張三星投入巨資豪賭半導體，因為他認為芯片將會成為未來家電和電子產品的核心部件。在連續5年向半導體領域投入5億美元巨資之后，1993年，三星取代日本東芝成為全球最大的存儲芯片供應商。

2002年，三星成為全球排名第一的N and flash芯片制造商。2007年蘋果推出第一代iPhone前后，三星的芯片代工業務同樣取得世界領先的地位，早期的蘋果手機主處理器都是由三星代工。而在芯片上的巨大優勢又帶動三星自己品牌的智能手機出貨量一度成為世界第一名。

到1980年，三星、現代、LG等韓國前10大綜合商社的營收已經占韓國GDP的48%，韓國財閥壟斷經濟的格局就此形成。此時，韓國經濟還集中在重化工、造船、汽車、建筑這些產業。韓國憑借這些綜合商社的帶動，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作為后發國家，這種“舉全國之力”扶持少數產業和公司的做法，和中國人經常提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中國學者高奇琦、李松在他們的論文《國家公司與國家競爭力的關系》中指出，對于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崛起，學界大多把原因歸結為強國家能力和成功的產業政策，而忽視了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尤其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公司的作用。

本質上三星、現代這樣的韓國巨無霸財團，很好地踐行了韓國政府的產業政策，扮演了“國家公司”的角色。

該研究指出，韓國式“國家公司”，與國有企業有著明顯的不同。國有企業是政府參與和干預經濟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它是政府針對市場失效問題，而代表公眾利益所采取的諸多政策舉措的一種。而韓國式的“國家公司”則是私有的，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運營，但是政府又在這個過程中對其施加了強大的影響力。

應該說，韓國式“國家公司”兼具了國有企業講政治、迎合國家大方向的優點，又具備了民營企業經營效率高的優點。從積極的角度看，這些企業幫助韓國作為后發國家迅速在消費電子、汽車、半導體、液晶顯示、造船等具有較高門檻的工業門類上取得了世界領先的地位。

韓國現代重工造船廠

我認為，中國的華為、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中芯國際、聯想、復星、比亞迪、寧德時代等民營企業，都具備成為“國家公司”的潛質。這些民營企業的經營效率，遠高于國有企業。

由于其所處的行業，又是全球化競爭極其激烈的領域，保持高效的企業運營效率至關重要；因此，國家應鼓勵這些企業繼續保持民營企業的身份，避免盲目國有化的沖動。

與此同時，也應該通過產業政策避免資本本能性的無序擴張，避免形成日、韓那種財閥控制國民經濟甚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現象，使這些企業與國家大的方向政策保持一致，保證資源投向那些國家急需的產業，比如芯片、大飛機、云計算、新能源汽車等。

韓國企業如何權衡“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

我查閱了大量關于韓國發展高科技產業和國產替代的文獻資料，從中可以看出，韓國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在技術來源上，牢牢堅持了自主創新這個根本，沒有造成企業對于國外技術尤其是合資的過分依賴。現代汽車憑借和福特合資而起家，但是與大部分中國汽車公司不同，鄭周永家族很快意識到合資帶不來真正的技術積累，企業要長遠發展必須靠自主研發。值得一提的是，汽車產業是一個壁壘相對沒那么高的產業，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汽車工業已經誕生了幾十年，屬于非常成熟的產業。

美、日、德、英、法、意、捷這些國家，都有非常成熟的汽車技術可供轉讓。在一些大的汽車廠商拒絕向現代汽車轉讓核心技術的時候，日本三菱公司出于財務考慮，同意了向現代汽車轉讓包括發動機、變速箱和車橋在內的核心技術。作為回報，現代汽車向三菱公司轉讓了一小部分股份。與此同時，現代公司雇用了大量來自國外的工程師幫助自己掌握獨立自主的汽車生產技術。

1987年前后，現代汽車抓住日美貿易戰的窗口期，在美國市場推出了比競爭對手便宜20%的產品，結果一炮走紅，一年向美國出口26萬輛汽車。一直到90年代初期，韓國現代在評估時還認為，自己的生產效率只有其對手豐田、本田的一半。

但是韓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幫助它堅持了下來。首先就是通過韓國式財閥機制，通過混業經營保證自己活得更久，在其國際市場其他競爭對手出現危機，甚至倒閉的時候，韓國財閥又可以以相對廉價的投入獲取其技術積累。

三星、LG都曾經經歷過與歐美日大廠商合資的過程，但是它們很快發現，合資帶不來真正的技術積累。所以，韓國公司自始至終都將自主研發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為發展本土科技自主創新，韓國加強了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韓國大幅提升了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韓國是從此時才開始加大國內自主研發力度的，此前韓國一直以引進技術為主。到2000年的時候，韓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高達2.65%，遠高于當時中國的1%、中國臺灣的2.05%。企業重視研發投入，使得韓國的高新技術成果層出不窮。

三星電子投資的晶圓設施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外資企業越來越不愿意向韓國出口技術，因為韓國開始野心勃勃地進入外資企業所把持的技術密集型市場。對韓國人觸動極大的一件事情是1986年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對韓國三星公司提起的訴訟。德州儀器公司發明了集成電路，并申請了固態電路專利。德州儀器公司指責三星在未經專利授權的情況下在美國出售其生產的電腦芯片。最終三星公司付出了10億美元的巨額代價與德州儀器公司和解。此后，大部分韓國企業都意識到了自主研發技術的重要性，韓國專利申請數大幅提升。

韓國式資本主義適合發展長周期、高投入、可預測的產業

我仔細分析了韓國的半導體、液晶面板、汽車、通信設備、手機、PC、機床等幾個主要產業的發展，從中發現，韓國式資本主義體制，并不適合每一個產業的發展。

在汽車、半導體、液晶面板這幾個產業當中，韓國企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幾個產業的共同特點是周期較長、發展規律易預測、重資產投資等。這些產業特別適合韓國發展。

三星進入D-RAM存儲芯片行業的時候，世界主流廠商還在生產1KB容量的存儲芯片，而存儲芯片行業的發展軌跡是非常清晰確定的，即由1KB到16KB，再到64KB、256KB、512KB、1MB……所以，三星直接下重注在美國成立研發中心加強獨立研發，直接跳過了16KB階段進入64KB時代。

存儲芯片是一個需要投入巨資進行產線擴充的產業，這類產業特別適合三星這樣的韓國財閥投資，因為它們總是不差錢，能撐得起長期投入甚至虧損。

類似的事情也正發生在液晶面板產業中。液晶面板產業的發展和半導體很像，遵循摩爾定律的發展規律，其產品與產品之間的差距并不大，以尺寸作為主要的競爭區隔。所以產業的投資遵循1代線、2代線、3代線、4代線、5代線、6代線、7代線、8代線、10代線等尺寸升級規律，相對可預測。

一開始，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液晶顯示技術都是美國的RCA、羅克韋爾、西屋電氣、摩托羅拉、AT&T、GE、施樂、惠普等公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明的，但是這個產業天生投入巨大、見效慢，有短期資本回報壓力的美國企業并不太敢于在這個產業下重注建廠發展。

此后的80年代，幾家日本企業在美國技術的基礎上開始建立液晶面板產業，其領先者是日本精工和夏普。1991—1996年全球至少有25條大液晶面板生產線建成，其中21條在日本，此時日本幾乎壟斷了全球的液晶面板產業。1994年，日本生產了全球94%的TFT-LCD。

韓國的LG、三星等公司是從1995—1996年前后在液晶面板產業大規模擴張的，那時候正值行業大蕭條，許多日本企業快撐不下去了。而韓國人之前在半導體芯片產業領域曾擊敗日本人，他們從那場戰役中獲得了無窮的信心和經驗。此后他們用了10年時間，把日本人從液晶面板產業的王座上趕了下去。

在日本企業看來，韓國企業不按常理出牌，它們常常選擇產業衰退的“逆周期”加大投資，韓國人雇用了大量的日本技術人員利用周末時間“指導技術”，同時許多日本設備和材料廠商在日本行業下行沒有生意的時候，往往把最新的技術出售給了韓國公司。

到1999年，三星占全球面板顯示器市場18.8%的份額，名列世界第一。LG占16.2%的份額，名列世界第二。此時韓國面板雙雄已經將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開拓者夏普甩在了身后。

2001年，當全世界的液晶面板工廠都在虧損且不看好大尺寸產線的時候，韓國LG又大膽投資建設了世界第一條5代線工廠，這種策略完全不顧短期盈利。而這一決策卻成為此后韓國在液晶面板產業中超過日本的決定性因素。韓國由此成為世界液晶顯示產業的霸主。

三星液晶面板生產線

但是，在PC這種創新頻率高、概念切換頻繁、具有高度不可預測性的產業中，韓國企業的表現就比較糟糕。在競爭激烈的PC產業中，韓國企業屢屢押錯了產業周期，且不適應這種快速變化的行情，最終在美國、中國等競爭對手的強力競爭下，敗下陣來。

當然，韓國企業在智能手機時代表現尚可，三星手機的出貨量一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應該指出，三星手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三星獨特的垂直整合模式的成功。因為三星不只生產手機，還生產手機芯片、液晶面板這些手機的核心零部件。

我在前作《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當中曾經分析過，三星的這種體制帶來的競爭優勢是很明顯的，蘋果手機的芯片和液晶面板曾經長期放在三星生產，這意味著蘋果下一代手機是什么樣子，三星的手機部門提前就知道了。

此外，當行業不景氣的時候，三星的手機部門和電視終端部門又可以保證自家芯片和液晶面板工廠的訂單，削減其對手的訂單，尤其是中國臺灣的液晶面板工廠，在與三星的這種既是朋友又是敵人的奇怪合作模式中深刻領教過它的厲害。

具備這種獨特垂直整合能力的手機廠商全球僅有三星一家。其他廠商包括蘋果、華為、小米、OPPO、vivo等都更加偏向于是純粹的手機開發商。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之后，外資在韓國企業發展高科技產業來源上的占比大大提升。1998年韓國放開了對于用外資購買韓國上市公司股票的限制。此后，外商投資占三星持股比例一路攀升，到2004年甚至階段性地超過60%。此舉一度引發了韓國民眾的恐慌，韓國人擔心三星會被國外資本控制。

然而仔細梳理三星的外商持股名單，發現國外主權財富投資基金在其中占據了較高份額，如沙特阿拉伯政府、新加坡政府等，單個外資股東的持股比例都非常小，大部分都是個位數。

三星作為全世界最優秀的公司之一，有大量外資購買三星的股票，對于三星在資本市場上再融資，以投入其耗資巨大的新興產業，應該說有很大好處。同樣地，LG發展液晶面板的資金，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荷蘭飛利浦的投資。外資的大規模涌入，在近20年韓國新興產業的發展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韓國模式對中國的啟發

韓國模式在產業發展上具有非常強勁的生命力，適合產業后發國家進行產業趕超，適合那些重資產投資、有周期性且高度可預測的產業，比如半導體、液晶面板、汽車等。但韓國模式不適合那些變化快、高度不可預測的產業。

作為后發國家，要發展技術含量高的國產替代工業，需要很多錢。資金是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最重要要素。一條最新的液晶面板生產線，投資動輒上百億美元；一座高水準的半導體工廠，投資動輒上百億美元；一個民用大飛機項目，投資動輒上百億美元。

作為后發國家，必須長期忍受本國的產品落后于先發國家主要競爭對手的局面，用長期的資本投入支撐到自身領先的那一刻。這個過程需要錢。

韓國式“國家公司”的發展思路，從本質上解決了發展高科技產業的錢的問題。

早期，韓國通過給予三星、現代、LG這些“國家公司”大量經營特權，使得它們可以有巨額資本投入那些需要長期投入的領域，從而有資格進入一些寡頭壟斷的行業。而當企業成為全球某個頂尖產業的寡頭壟斷時，就有可能帶來超額的利潤，同時也有了向上下游開展垂直整合的資本。

韓國的成功證明了它至少在半導體和液晶顯示這兩個壁壘極高的產業上成了全球少數玩家，取得了寡頭壟斷的資格。同時在智能手機、造船、汽車等技術含量同樣很高的產業上具有重要的全球競爭力。

從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來看，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種類型：一種是朝鮮式的政府強干預類型，政府幾乎主導一切經濟活動，經濟活動以國有企業為絕對主導；一種是類似許多拉美、歐洲國家那種弱干預類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話語權較小，民營企業可以主導金融、移動通信、媒體、采礦等關系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

而韓國模式，本質上可以稱作政府“中度干預”模式。也就是說韓國有很強勢的政府，以金融國有化為標志，政府主導產業政策的制定，并且通過金融信貸、特許經營牌照、出口補貼等產業政策引導產業的發展。

目前在世界的主要發達經濟體當中，就政府參與經濟深度來說，韓國與中國最接近。就政府參與經濟深度的程度來說，中國參與得比韓國更深，以電力、石油、鋼鐵、造船、移動通信、石油化工、金融、媒體、采礦業等主要領域的大規模國有化為標志。

因此研究高科技產業發展當中“看得見的手”，韓國在所有國家當中對中國的借鑒意義最大。同時，中國與韓國同屬東亞國家，文化接近，且同屬后發追趕國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韓國模式也是最值得中國參考的后發追趕模式之一。

政府運用銀行信貸、出口補貼、政策支持等手段引導企業投資。比如當韓國政府希望重點鼓勵汽車產業的時候，那么一個企業能否制造出真正屬于韓國且能出口的汽車，就將是它能否獲得貸款的重要條件。韓國通過關稅壁壘使得韓國本土汽車售價長期很高，這樣能讓韓國本土汽車企業獲得巨額利潤，用于進一步擴大投資。

中國是很有希望學習到韓國模式在產業發展方面的長處。舉例而言，中國的京東方從韓國收購現代集團的液晶生產線之后，先后投入近1000億元進行自主研發、自建產線，這背后有北京、合肥、重慶等城市地方政府的參與。

到2021年，京東方的液晶面板產業已經可以與韓國的三星、LG相抗衡。京東方的成功，證明韓國模式在中國具有一定的可復制性，尤其適合半導體、液晶面板、大飛機、太陽能、電動汽車、動力電池等重資產投資且高度可預測的高科技產業。

C919 國產大飛機

相比起韓國，中國最大的優勢在于有14億人口的巨大國內市場。以高鐵發展為例，當時中國鐵道部先拋出一個全世界規模最宏大的高鐵網絡建設計劃，邀請日、德、法、加的高鐵龍頭公司參與競標，最終利用這幾國公司之間的競爭，以相對較好的條件成功實現高鐵技術的引進。

有專家指出，類似的案例可以在許多行業應用。例如中國在未來10年將會采購數千架民用客機，是世界上規模較大的民航增長市場之一，中國同樣可以利用這一市場優勢來加速大飛機的技術引進。

和韓國相比，中國的劣勢在于其所處的國際地緣環境較差。韓國在政治上采取了依附美國的策略，因此韓國企業得以較順利地借助美國搭建的全球化網絡，獲取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韓美科技交流非常頻繁。

而中國因為體量太大，容易陷入和美國的老大老二之爭，也就是常說的“修昔底德陷阱”。長期來看，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科技體系，并且獲得美國最新技術的難度會越來越大。

韓國堅持了制造業立國的產業發展方向，同時在技術來源上，韓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堅持了以自主研發為主、外部引進為輔的原則。合資并沒有給韓國企業帶來真正的技術積累，雖然同屬西方陣營，但是美日在經濟、貿易上對韓國的打壓從來都不手軟，在交出了無數學費之后，韓國堅定了以自主研發為主的道路。2018年，中國研發費用占GDP的比重是2.18%，美國是2.8%，韓國是4.5%。可以看出，韓國人對在研發上進行投入是非常堅定的。

中國還應該學習韓國在扶持企業的時候堅持的出口導向原則。因為三星、現代這樣的企業占據了巨額的社會資源，然而它們是否真正高效地利用了這些資源？出口是檢驗的一個重要標準，因為國際市場相對公平。

如果現代汽車僅僅是依靠韓國本國的關稅保護，以高價低質賺本國人的錢，這樣的企業，就是國家的寄生蟲。但如果現代汽車有能力在全球市場上參與極其激烈的公平競爭，還能賺到錢，那么這樣的企業就是真正值得扶持的民族之光。

同理，中國有許多拿到大量社會資源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它們在相對公平的國際市場上的表現如何呢？這個問題能檢驗出很多企業的優劣，比如華為、小米、格力、京東方、字節跳動，就依靠自身過硬的產品和技術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這類企業應該得到更多的扶持和社會資源。

而許多中國本土汽車廠商，它們依靠特殊的政策保護，長期在中國國內銷售價高質低的沒有競爭力的汽車，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這樣的企業就不值得扶持。

而許多中國本土汽車廠商，它們依靠特殊的政策保護，長期在中國國內銷售價高質低的沒有競爭力的汽車，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這樣的企業就不值得扶持。

然而產業上的巨大成功不能掩蓋韓國模式的深層次社會問題。

少數財閥占據了過多社會資源，阻礙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對中小企業形成資源擠壓效應。同時，財閥過度的產業擴張往往導致社會資源低效配置。而財閥的手伸向政治領域，又進一步導致財閥的利益難以被撼動。

政府與財閥企業之間的關系理不順，賬算不清楚，會帶來很大的隱患。這一點上，中國自身的教訓也不少。在晚清洋務運動時期，以盛宣懷為代表的人曾經主張“官督民辦”，大概意思就是讓民營資本出資興辦企業，而清政府派人管理或者監督，政府給予這種企業各種特權。

李鴻章曾經用16個字形容盛宣懷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盛宣懷這樣評價民營資本和外資“民資可用，也可欺凌。洋資可用，絕不可信”。他深信“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盛宣懷，晚清三大商人之一

但最終，在這些官督民辦的企業當中，民營資本的話語權始終不大，官督導致了企業管理腐敗、虧損嚴重，商人不再愿意投資這樣的企業。而近年來，中國各地“官督民辦”的影子依然沒有完全消失。

許多行業，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面的，就找個民營企業出面辦，政府給予各種支持，最典型的如足球隊，比如廣州恒大、武漢卓爾、河南建業、上海申花、大連萬達，一支中超球隊，一年動輒虧損幾個億甚至十幾個億。

從純市場盈利角度看，這并不是一個多么值得投資的領域，但是近年來大批房地產公司投入了巨額資本進入這一領域。這就是有很典型的“官督民辦”的影子，其中賬算不清楚，權責利不分，極容易產生官商糾紛。

近年來，韓國國內對于韓國式資本主義負面的一面有過深度的反思。比較典型的是韓國學者張夏成所著的《韓國式資本主義》一書中有深刻的洞悉。到2014年，三星、現代、LG、SK4個財閥旗下的上市公司就占據了韓國資本市場總市值的近50%，其中三星一家就占了25%左右。和美國的蘋果公司這樣專注于消費電子主營業務的公司不同的是，韓國財閥幾乎無所不做。

以三星公司為例，這家公司從事70多項業務，涵蓋手機、電視機、電冰箱、空調、洗衣機、吸塵器、半導體、液晶面板、電腦、造船、化工、建筑設計、攝像機、醫療器械、坦克等軍事裝備、機器人、制藥、鐘表、膠卷、建筑工程、液化氣、服裝、信息技術咨詢、互聯網、餐飲、酒店、糖果、廣告、貿易、游樂場、高爾夫球場、物流運輸、保安警衛裝備與服務、保險、信用卡、游戲、風險投資等多個領域。

財閥什么都搞，什么都做，這意味著對于韓國中小企業生存空間的擠壓。同時，對于社會資源來說，也是巨大的浪費。在三星所從事的70多項業務當中，只有手機、半導體、液晶面板等少數幾項業績較好，絕大部分三星的子公司都經營得很一般，更多的是依靠集團內部交易茍延殘喘。例如三星的汽車業務就做得很糟糕。

此外，韓國的財閥具有一定的家族封閉性，這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韓國社會的上升通道，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大部分韓國財閥的實際掌門人都在本家族內部挑選，有的甚至依據傳統傳男不傳女，還通常奉行長子繼承制度。1994年，LG集團掌門人具本茂的獨子車禍身亡，LG陷入接班人危機，具本茂還有兩個女兒，但是他奉行韓國的傳統，堅持傳男不傳女。2004年，60歲的具本茂終于決定將弟弟具本綾26歲的兒子具光謨收為養子，培養他當LG的接班人。

韓國的財閥企業經營難度相當之高，這些從小養尊處優的二代、三代接班人能否有效地承接前輩打下的江山，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韓國學者對于韓國財閥的未來一直表示擔憂。

此外，和樸正熙時代政府強勢而企業弱勢不同，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韓國的財閥已經牢牢掌控了韓國的經濟和政治命脈，就連韓國總統也惹不起他們。平民出身的總統盧武鉉在任上大刀闊斧地打壓財閥利益，但他離任后隨即遭到財閥報復，最后在丑聞中黯然跳崖自殺。

韓國政商關系相當緊密，從左至右為SK集團會長崔泰源、三星會長李在鎔、樂天集團會長長申東彬。

財閥對于韓國社會方方面面的控制，也引起了韓國民眾的不滿。

韓國是亞洲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近年來一系列知名明星的自殺事件，揭開了韓國財閥的另外一面。2009年3月，韓國影星張紫妍在家中自殺身亡的消息震驚世界，遺書中寫到其生前曾遭到經紀公司的脅迫和毆打，用性服侍導演、高級新聞記者和政客名流共31人。而這背后大部分都有韓國財閥的影子。韓國知名財閥韓進集團（旗下有大韓航空）一家人近年來屢次被爆出毆打、辱罵員工的丑聞。這些韓國大財閥利用手中的權勢騎在韓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引起了韓國民眾的極大憤慨。

此外，韓國的財閥通常都能輕易地獲得巨額貸款，所以韓國財閥大多有強烈的擴張沖動，但是其投資卻往往被詬病比較低效。一個標志性的時間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排名前30的財閥有三分之一破產了。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對財閥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得財閥成為負債率很低而外商持股比例較高的全球性企業。

這種復雜的局面使得過去幾十年來韓國的政界與商界內斗非常頻繁。

1979年10月，樸正熙遇刺身亡。韓國迎來全斗煥、盧泰愚執政階段。此時恰逢西方世界遭遇石油危機，韓國也受到波及。此前，韓國財閥在長期高速擴張當中，嚴重依賴債權融資，舉債擴張，企業的杠桿率到1980年曾高達400%，這些企業有79%的融資都是債權融資，而非美國式的股權融資，它們的大量貸款來自利息更低的海外市場。石油危機爆發后，韓國企業開始遭遇流動性危機。全斗煥和盧泰愚執政期間均試圖減少財閥對韓國經濟的綁架，但收效并不大。為了扶持韓國財閥，韓國不得不壓制和犧牲勞工利益，由此形成了嚴重的勞資沖突。

與此同時，韓國在軍政府結束執政后，在美國的干預下開始逐步在政治上過渡到西方式民主體制，由此為此后韓國民粹政治與財閥政治幾十年的嚴重內斗埋下伏筆。

1993年到1998年是金泳三總統執政期間，他上臺后大力推動韓國融入經濟全球化，放松外匯管制。在此期間，韓國大幅降低利率，成為亞洲利率最低且投資增長最快的國家。三星的半導體和液晶面板業務，以及LG的液晶面板業務，其投資都是在此期間開始大幅增長的。通過長期的巨額投資，其最終擊敗了曾經強大的日本廠商。但是韓國財閥仍然沒有改變高負債率的毛病，韓國的短期外債達到其外匯儲備的300%。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外資迅速對高負債率的韓國企業抽貸，這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高負債率情況下，一旦出現現金流危機，企業就會馬上倒閉，到1997年底有3萬家企業倒閉，韓國前30大財閥中有三分之一倒閉，包括大宇和起亞，韓國政府此時再也無力去救那么多同時出現危機的財閥。

次年，金大中就任總統，臨危受命的他應該是樸正熙之后對韓國做出貢獻最大的一任總統。此時正是韓國財閥最虛弱的時候，因此金大中終于等來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對財閥動手的機會。

金大中在向支持者演講

金大中改革的措施包括：禁止財閥附屬公司之間互相提供貸款擔保，提高管理層透明度，降低公司債務權益比至250%以下等。同時金大中大幅改革了韓國金融體系，1997年修訂了《韓國銀行法》，經由立法設立了“金融監管委員會”，其下設執行機構“金融監管局”。該局合并了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和非銀行金融業的所有監管職能，并直接向韓國總理辦公室匯報工作。

金大中政府對于排名第6至64的中型財閥制定自愿解決方案，以重組方式解決債務問題，避免企業大量破產導致的社會動蕩。通過了《公司重組條例》，由6家大銀行負責，以延期償付、債轉股、降低利率、放棄債務、出售非核心業務等方式推進財閥重組。

金大中政府同時推動FDI（外商直接投資）自由化，由此引入了大量外資入股韓國財閥，如三星的外商持股比例一度超過50%。此舉挽救了許多處于困境中的韓國財閥，但這也在日后留下了巨大爭議。

對于前五大財閥，金大中政府要求它們互換子公司。其目的在于減少重復投資、削減過剩產能，使每家財閥在其核心競爭力領域更為強大，著眼于造就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例如要求大宇將電子企業交予三星，而三星將汽車企業交予大宇；要求現代與LG的存儲芯片業務進行合并等。

金大中的這一系列狠招受到韓國財閥的抵制，但是此時處于嚴重倒閉危機中的財閥，已經無路可走。這些改革對韓國經濟影響極其深遠。事后證明，金大中的許多措施都是很有遠見的。重組后，韓國前五大財閥的杠桿率下降至200%以下。

金大中的改革是以大量韓國勞工下崗作為代價的，同時韓國企業的勞工福利也大幅下降。這和中國加入WTO前的大刀闊斧地推動國企改革、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此期間，韓國財閥在高新技術產業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三星的存儲芯片業務一舉擊敗日本廠商，稱霸全球，LG和三星的液晶面板業務也通過高額投資打敗日本對手，最終稱霸世界。

此后當選的盧武鉉和文在寅都是勞工律師出身，他們站在普通民眾一邊，與財閥展開斗爭，由此獲得了很高的人氣。盧武鉉上臺后著手打壓財閥，包括推動改善勞工待遇，推動財閥進一步透明化等。他推崇清廉政府，反對官商勾結。

此時隨著韓國深入推動金融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美國資本持股占到韓國股市總市值的50%以上，韓國財閥開始和華爾街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往來。而盧武鉉在外交上則主張韓國獨立，對美國不低頭。為改變韓國經濟首爾一家獨大的局面，他推動遷都計劃但最終受到當時首爾市市長李明博等人的強烈反對而失敗。

此后現代建設集團社長出身的李明博當選總統，他與韓國財閥的關系密切，隨即對盧武鉉展開清算，最終導致盧武鉉跳崖自殺。李明博試圖推動對大企業的減稅政策，此舉被認為是給財閥派紅包。此時恰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韓國也受到很大沖擊，韓元貶值40%，韓國股市暴跌60%。但是經過之前的金大中改革，韓國企業的負債率大幅下降，杠桿率從最高的400%降到了50%左右，且韓國外債很少，因此韓國在此次危機中受到的沖擊并沒有那么大。

在此期間韓國企業逆勢投資，在半導體、液晶面板等重資產行業投入了數百億美元，而它們的競爭對手日本企業則由于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政府沒有余力大力扶持而節節敗退，如東芝、夏普等，韓國企業相對日本企業取得了更大的優勢。李明博的結局也不好，最終因為貪腐和舞弊入獄。

2013年樸正熙的長女樸槿惠就任總統，她的政策被認為是親財閥的，電子工程專業畢業的她對于信息產業很在行，因此下大力氣繼續加強韓國的三星、LG、SK(SK HOLDINGS)這些公司在電子信息產業上的優勢，同時繼續對韓國財閥的業務進行重整。三星集團將化工、軍工防務和航天板塊（包括旗下三星綜合化學、三星道達爾、三星泰科和三星泰勒斯四家子公司）整體出售于韓華集團，以便將優勢進一步集中于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而韓華集團在軍工防務和化工領域的優勢也得以擴大。

韓華為新一代韓國戰斗機KF-21獵鷹提供發動機技術

2017年，樸槿惠因為貪腐和舞弊被彈劾最終鋃鐺入獄，盧武鉉的密友和學生文在寅接任總統，勞工律師出身的他同樣是韓國民粹政治的代表，代表中下層人民利益。他接過盧武鉉的旗幟，繼續對韓國財閥開刀。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韓國的財閥模式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場經濟機制，它帶有一部分東亞傳統文化的影子，又融合了一部分西方市場經濟的優點，是一個奇怪的雜交產物。韓國自身也還在不斷地與這種奇怪的體制進行斗爭，希望將它改良得更加科學。

中國在發展自主創新、國產替代的時候，要學習韓國模式的精髓，比如堅持自主創新為主、技術引進為輔，比如堅定長期投資半導體、液晶面板這種可預測、長周期的高新技術產業，比如堅持出口導向以保證社會資源的高效配置。但是要避免中國出現韓國式財閥，避免社會的財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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